在未央宫外、长安城内,随着天下各地涌来的应考士子越来越多,本该在秋收后才逐渐热闹起来的长安城,也随之更早,且更大规模的‘热闹’了起来。
只不过,还是应了那句好话: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江湖。
或者应该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一多,麻烦、混乱也就会随之出现。
——家境贫寒的士子们为人抄书,甚至谋了份不大体面的、出卖劳力的活计,便免不得因酬劳问题,与雇主发生争执。
至于家境殷实者,更是在接连不断的酒宴当中,迷失在了酒精当中。
与人起争执、动手脚,都还是轻的。
在这短短数十里的时间里,长安城内,甚至还发生了好几起‘应考士子喝多了马尿,随即酒后乱性’的丑闻。
对此,大理(廷尉)属衙本着‘乱世当用重典’的原则,对闹事者无不是定格处罚。
打架斗殴?
该罚金罚金,该拘留拘留!
经济纠纷?
是谁的错就罚谁!
即不包庇作为雇主的长安本地人,也不对即将应考的寒门世子‘从轻处罚’。
这还只是事实清楚、谁对谁错一目了然的案件。
至于那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很难界定谁对谁错的案件,大理属衙忙碌之下,也实在抽不出空去仔细甄别,只能各打五十大板——有钱的罚钱,没钱的拘留。
就此,大理牢狱一度人满为患。
随着长安的治安状况愈发混乱,天子荣新元二年,秋十五日的朔望朝,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科举的议题。
比如,大理卿赵禹表示:刘荣搞出来的科举,在短时间内,将全天下有志于词的文士都吸引来长安;
这突然多出来,而且还是从外地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无疑是大幅增加了大理属衙的司法压力。
作为司法部门的大理属衙尚且如此,自更别提负责治安的中尉等部门了。
再比如,少府表示:在长安朝堂毫无准备之下,突然多出来的这三万多人,让长安城的各类生活用品,都面临着供养紧张和价格波动。
即便少府紧急调控,抛售了一批平价生活物资,也还是没能避免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
治安问题,以及物资供应,甚至都还是小事儿。
——毕竟长安城,原本就有超过二十万常住人口。
在这个基础上,多出三万外来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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