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是很快就会离开的‘暂住’人口，事实上，还不至于让大理、少府因此而疲于应对。
之所以会出现混乱，也不过是这两个属衙没有心理准备，被这突然多出来的人口，以及与之对应的治安压力、物资供养压力增大，而搞了个措手不及、无所适从。
用力荣的话来说，只要再搞几次科举，让整个长安都习惯‘每三年就会有一个秋天，长安城或多出几万应考士子，及其仆从’的周期，便不会再有问题了。
真正让长安朝堂为之担忧的，是随着这上万原本分散于天下各地，如今却聚在一起的各家、各派文士来到长安，坊间，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大‘正面’的物论。
有儒家的士子酒后失了智，说太祖高皇帝早年，在儒生帽子里撒尿、把儒生踢进泥渠里等行为，是因为儒家学说太过正确；
太祖高皇帝胸无点墨，担心重用儒家的话，会显得自己很无能，所以才那版折辱儒士，并以此来打压儒家学说。
也有法家的士子，明里暗里发牢骚，说秦之亡，是因为秦本身的残酷暴虐，与法家并无干联；
及秦亡汉兴，天下人都把法家归类为暴秦的帮凶，甚至是秦之所以变成‘暴秦’的罪魁祸首，实在是对法家曲解过甚。
儒、法两个大学派如此，其余的小学说自更不用提了。
——家，阴阳家，纵横家；
——农家，医家，兵家，杂家；
乃至于刘荣一度以为早已绝传、早已消失在天地间的名家，都被这次考举给炸了出来。
虽然只有一母同胞的兄弟二人，却也终归是在‘坊间舆论’发了声，抱怨了过去这些年，名家所遭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
原本，长安朝堂是打算本次考举，尽可能不去挑毛病的。
毕竟这件事，是刘荣自即位以来，第一次以独断专权的姿态，有如此大的动作。
无论如何，长安朝堂都应该默默的去做，把委屈、辛苦都往肚子里咽一咽，先把事儿给刘荣尽量办妥。
等事儿办完了，到了总结得失的时候，才应该隐晦的指出不足。
若只是治安、物资供养等问题，长安朝堂原本还能端得住。
但当科举所引发的混乱，开始在舆论层面发酵的时候，长安朝堂再也坐不住了。
原本打算‘先干着，一切都等秋后再说’的长安朝堂，只能拼着让刘荣不愉快的风险，将此事摆上了台面。
——在科举都还没正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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