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解明新闻,特别是还有罗贯中罗大作者所撰写的各式话本连载,让百姓们对报纸顿时趋之若鹜。
报纸上的内容,很快就主导了应天各式茶馆酒馆百姓们的谈资。
新学和国子监的事,则放手给了宋濂和刘伯温。宋濂不愧为学问大家,他从朱肃所阐明的“夫子真意”出发,皓首穷经,洋洋洒洒的发表了多篇文章,将程朱之儒斥为“伪儒”,“偏安之儒”,认为实现华夏的伟大复兴,才是古之圣人言语的“最终真意”。
为此,老人家以十二万分的热情,积极编撰国子监教材,发展新学。同时,方孝孺作为报社主编,也带头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辩论文章。他才学出众,那些旧儒学的观点,总能一一被他驳斥,然后在报纸上,将新旧学说的差距,以文章的形式呈现在全应天的读书人面前。
在年轻的读书人群体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借助报纸这个载体,新学门徒在应天以雨后春笋之态势不断出现,这些人自称“真儒”,效仿朱肃在“栖霞文会”上的穿着,身着素衫,腰跨长剑,在衣着上就与“程朱之儒”泾渭分明,他们讲究经世致用,反对夸夸其谈与奢靡之风,平日里与喜好清谈的旧儒们也是争锋相对。
“真儒”们多是年轻士子,又多推崇包括“骑射御”在内的“君子六艺”,平日或有冲突,旧儒生们看着“真儒”们人人都武德充沛的样子,往往还未开口,就先怂了三分。
看在其他人眼里,这就是“旧儒”毫无风骨欺软怕硬,“真儒”则勃发向上,有汉唐之风了。
可不是嘛,前宋推崇的就是这些“偏安之儒”的学问,前宋的做派,不就和这些欺软怕硬的“旧儒”一脉相承?
我华夏儒生,是要再现弱宋,还是该直追汉唐,成先代未竟之志,但凡心有丘壑之士,都该有所抉择了。
“真儒”群体越发壮大,“旧儒”则越发势微。二者若是狭路相逢,那些穿着华贵、却手无缚鸡之力的旧儒,往往惶然如丧家之犬,毫无风骨可言。百姓们看在眼里,也渐渐开始唾弃起这些只知道耍弄嘴皮子的程朱之儒来。
连带着,国子监的人数也开始日渐充盈。对此刘伯温、宋濂表示十分欣慰。
等这些有汉唐之风的儒生长成,充斥朝堂之后,定能给大明带来一股全新的勃然之气。
而朱肃,则一门心思的,和朱棡、沐英、徐允恭一起,扎进了突破科技壁垒的努力之中。借着老朱内库的钱财和马皇后的支持,朱棡一口气增设了十余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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