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拥有较强主动进攻性的一方，反观蒙古势力则受到严重削弱，内部陷于分裂混战。
在这种形势下，不管其真实的想法如何，表面的文章是需要做的。因而东西蒙古大封建主对明朝尚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恭顺，特别是在内外处境不利时，姿态尤为恭敬。这从《明实录》中大量有关瓦剌三王及和宁王遣使朝贡的内容，以及他们在被明朝出兵攻败后各自曾遣使贡马谢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来。
分裂形势下的蒙古异姓权臣们对封贡的态度尚且是做做表面文章，至于到统一形势下的蒙古大汗那里，明朝在封贡形式上的羁縻意义就更加难以为系。甚至可以说，朝贡已经完全成为蒙古获取甚或是讹诈中原大量赏赐物资的合法途径。
在蒙古势力恢复并重新统一，汗权复兴后，蒙古统治者在明蒙封贡关系中就要求政治上完全平等，不再接受明朝的封爵，且往往以武力要挟，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蒙古对封贡的这一态度在也先和达延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统四年，脱欢死去，其子也先袭位。也先继承父祖遗烈，控制瓦剌诸部和东蒙古的一些部落，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他拥有的全部头衔是“瓦剌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右丞相”。
他没有再像脱欢那样向明朝要求袭封顺宁王爵，而是以“太师淮王”的身份开始了与明朝的通贡往来。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也先虽然没有嗣封顺宁王爵，却仍掌握顺宁王印，并于正统十一年因旧印丢失而重新向明朝索求新印。
也先不请封却求印，因为顺宁王号对他来说，有无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手握王印，借此可以向明朝遣使朝贡，获取大量赏赐物资。
在也先这里，王印已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不过是与明朝朝贡往来必不可少的信物，至此明蒙封贡对彼此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已完全脱节。
至景泰四年夏，也先刑白马黑牛祭天，自立为大汗，之后遣使明朝投递国书，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国书中称“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臣和好，庶两家共享太平”。
在这里，也先明确提出的“遣使臣和好”，要求所指的显然是蒙古与明朝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平等通贡往来。明朝君臣经过激烈争论商讨，最后决定在回书中称也先为“瓦剌可汗”——这不过仅是做做文字上的文章而已，实质上已经承认也先的地位。
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后，也曾数次遣使臣与明朝通贡。作为以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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